主持人：我注意到从浙江发端的“三位一体”新型合作化探索，其鲜明理念和成功经验，多年前已经在全国许多地方积极实践和推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广泛响应，一定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必然趋势和科学内涵吧？

　　嘉宾：正是这样。邓小平同志1990年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现在需要深刻理解邓小平原话中“规模经营”和“集体经济”的科学内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rdquo;经营，这就揭示了合作经济与规模经营的内在联系。农业的规模经营未必要以土地的大量集中为必然前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增收不仅取决于产量上的增加，更取决于价格条件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市场力量对比。这就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市场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社会化服务，也需要通过规模化降低和分摊成本、扩大覆盖面。

　　至于发展“集体经济”，更不是重新回到“一大二公”。在我国，“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是长期混用的。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来看，合作制、合作经济本来是更早使用、广为接受的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作制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并不属于所有制范畴。邓小平原话所指，在今天应是新型合作经济。

　　1992年7月，邓小平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后，进一步重申了“两个飞跃”的科学论断：“这是一个大思想。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这个历史重任，跨越时空，落到了新一代领导人肩上。

　　事实上，2006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在当年1月8日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并在当年12月19日的全省现场会上进一步表述为：“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至此，“三位一体”的合作制理论已经基本确立，并在实践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