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张占斌：除了比较受关注的一些地方过度投资热衷于“造城”以外，还包括有的地方债务风险过大、特大城市人口过于聚集、一些地方农民“被上楼”等问题；有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只顾“面子”不顾“里子”，只重视“地上”不重视“地下”等。
倪鹏飞：过度聚集的问题、过快增长的问题、失衡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确都有，但也有一些客观背景。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大国、人口大国，资源分布极端不均的环境下，我们推进城镇化，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不利因素引发的问题就包括这些。
记者：刚才也谈到，传统的城镇化路径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从中央到地方才不断强调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注重城镇化的质量。那这个“新型”究竟应该新在哪些方面？
张占斌：我对这个专门做过一些总结。新型城镇化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新。
第一个是要以人为核心，或者以人为本；
第二个是新的重点，要释放改革的红利，如果没有推动户籍改革，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包括行政体制，区划，投融资，金融、财政各方面的改革，可能城镇化还是会按老路走；
第三是要有新的理念，就是包容性发展，城镇化不是先进城人的城镇化，应该是全体13亿人民的城镇化，这需要打破长期以来留存的城乡二元的体系结构，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保障房的建设，包括棚户区的改造建设，使13亿人民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个新是新的方式，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和城镇化捆在一起；
第五是新的实现路径，要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化、现代化协调推进；
第六个，一定要和我们的国家的主题功能区战略协调，城镇化的发展应该是和一些政策吻合的。如果不吻合，破坏了国家的战略大局，是不行的。
倪鹏飞：我认为政策着眼点应该强调农民转市民，尤其是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保障和长期稳定的就业结合在一起。
城镇化就两个层面：一个是化人——人的城镇化；一个是化地——土地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中，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就业，这要由工业化来带动；要根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有教育来支撑，只有人有了一技之长，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和主线应当是保障6亿存量和未来增量农民工享受同城市户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