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制激发新活力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成都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激活现代农业的“一池春水”，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成都现代农业有此精彩之笔，与其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功实践密不可分。“创新就是‘发动机’和‘助推器’，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创新体制和机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成都市农委主任许兴国如是说。
邛崃市牟礼镇的种粮大户黄启华，流转承包3000亩水田，前年和去年都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他种粮水平高，去年水稻亩产达到585公斤，比一般种粮户每亩要多打100多斤，多收入100多元。将土地流转给他的农民则可以拿到每亩800斤黄谷的流转费。仅邛崃市千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就有数十个，种粮已成为他们的一种职业。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都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思路明确。
与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培育种粮大户相比，崇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传统小农经营和大户规模经营之间找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不仅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实现了农民“离地不失地、离地不失权”。
来到崇州市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地里的油菜长势喜人。在这里，以农民自愿为前提，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折资、折股，工商注册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体，生产决策、农业职业经理人聘用、分配方案等由社员全程参与决定。
2013年9月刚竞聘成功的王志全，是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志全土地合作社的两个合作社职业经理人。记者见到王志全时，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小春”刚开始，他要调配农资、农机组织生产，两个合作社的土地超过1000亩。“每天骑个电动车，到处转。”他挑起裤管说，“满脚都是泥。”
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形成了利益联结机制，由农业职业经理人与社员共同协商决定，分配方式灵活多样。“二八分成、保底二次分成、超产分成，分配方式很多。”王志全与杨柳合作社采取超产分成的方式。这种利益联结机制，使得农业职业经理人工资与其生产经营的水平直接挂钩，既增强了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也保障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除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一种“大园区+小农场”的规模经营模式也在成都各地蓬勃发展。新津县好农夫葡萄博览园采取“广招小业主、共建大平台”的模式，农民自愿流转土地给好农夫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招租给各业主种植，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对园区统一管理，并协调园区、农户和业主利益。现在园区有36名业主，种植葡萄面积达1020亩。张纪霞是好农夫葡萄博览园的业主之一，也是这种经营模式的受益者。她说：“一亩葡萄的收入超过了两万元。”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科技服务、市场服务、金融服务有了更强烈的需求，“谁来服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依托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以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崇州已经搭建起了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机械化、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储、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
新都区探索了“院地”合作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以“科研单位+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方式，公司和合作社实施产业化运作，快速将品种、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目前已有8个合作社基地实现了有效对接，直接使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津县建立了“县有首席农技推广专家、乡有农技指导员、村有责任农技员、组有科技示范户”的农技服务机制。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成都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激活现代农业的“一池春水”，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政策信号对调动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成都健全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扶持体系，从产业、社保、金融等方面给予扶持。“重点将财政补贴增量有重点、有目的地投向他们。”许兴国介绍说。
成都出台的《关于加强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试行意见》明确提出，农业职业经理领办、新办的农业生产基地、合作社，在同等条件，补贴可以按一定比例上浮，并为其免费提供“粮食银行”的代储代管服务。
成都农业职业经理人不仅将定期获得专业培训，而且还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为20%，其中个人缴费8%，财政补助12%。
在金融服务方面，一个好消息也即将出台：凭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就可以贷款。将全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每个级别对应不同的贷款额度。
现代农业最缺乏的是人才，特别在经济比较效益更低的传统粮食产区，如何能建立起一支稳定而专业的农业劳动力队伍，对于保障都市农产品供应则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成都市通过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选拔、培训、管理、考核等一系列机制，加快打造一批高素质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为现代农业迈向新高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成都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激活现代农业的“一池春水”，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成都现代农业有此精彩之笔，与其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功实践密不可分。“创新就是‘发动机’和‘助推器’，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创新体制和机制，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成都市农委主任许兴国如是说。
邛崃市牟礼镇的种粮大户黄启华，流转承包3000亩水田，前年和去年都被评为全国种粮大户。他种粮水平高，去年水稻亩产达到585公斤，比一般种粮户每亩要多打100多斤，多收入100多元。将土地流转给他的农民则可以拿到每亩800斤黄谷的流转费。仅邛崃市千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就有数十个，种粮已成为他们的一种职业。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都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思路明确。
与流转土地规模经营、培育种粮大户相比，崇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传统小农经营和大户规模经营之间找到了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不仅完善了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还实现了农民“离地不失地、离地不失权”。
来到崇州市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地里的油菜长势喜人。在这里，以农民自愿为前提，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折资、折股，工商注册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股份合作社。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体，生产决策、农业职业经理人聘用、分配方案等由社员全程参与决定。
2013年9月刚竞聘成功的王志全，是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志全土地合作社的两个合作社职业经理人。记者见到王志全时，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小春”刚开始，他要调配农资、农机组织生产，两个合作社的土地超过1000亩。“每天骑个电动车，到处转。”他挑起裤管说，“满脚都是泥。”
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形成了利益联结机制，由农业职业经理人与社员共同协商决定，分配方式灵活多样。“二八分成、保底二次分成、超产分成，分配方式很多。”王志全与杨柳合作社采取超产分成的方式。这种利益联结机制，使得农业职业经理人工资与其生产经营的水平直接挂钩，既增强了现代农业发展活力，也保障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除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一种“大园区+小农场”的规模经营模式也在成都各地蓬勃发展。新津县好农夫葡萄博览园采取“广招小业主、共建大平台”的模式，农民自愿流转土地给好农夫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招租给各业主种植，合作社聘请职业经理人对园区统一管理，并协调园区、农户和业主利益。现在园区有36名业主，种植葡萄面积达1020亩。张纪霞是好农夫葡萄博览园的业主之一，也是这种经营模式的受益者。她说：“一亩葡萄的收入超过了两万元。”
随着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科技服务、市场服务、金融服务有了更强烈的需求，“谁来服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依托基层农业综合服务站，以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崇州已经搭建起了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机械化、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储、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
新都区探索了“院地”合作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以“科研单位+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方式，公司和合作社实施产业化运作，快速将品种、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目前已有8个合作社基地实现了有效对接，直接使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津县建立了“县有首席农技推广专家、乡有农技指导员、村有责任农技员、组有科技示范户”的农技服务机制。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成都以敢闯敢试的勇气，激活现代农业的“一池春水”，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
政策信号对调动新型经营主体的生产积极性至关重要。成都健全新型经营主体政策扶持体系，从产业、社保、金融等方面给予扶持。“重点将财政补贴增量有重点、有目的地投向他们。”许兴国介绍说。
成都出台的《关于加强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试行意见》明确提出，农业职业经理领办、新办的农业生产基地、合作社，在同等条件，补贴可以按一定比例上浮，并为其免费提供“粮食银行”的代储代管服务。
成都农业职业经理人不仅将定期获得专业培训，而且还可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率为20%，其中个人缴费8%，财政补助12%。
在金融服务方面，一个好消息也即将出台：凭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就可以贷款。将全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每个级别对应不同的贷款额度。
现代农业最缺乏的是人才，特别在经济比较效益更低的传统粮食产区，如何能建立起一支稳定而专业的农业劳动力队伍，对于保障都市农产品供应则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成都市通过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选拔、培训、管理、考核等一系列机制，加快打造一批高素质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为现代农业迈向新高地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