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法制意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法律规章在一些人心中没有神圣性,部分人对此缺乏敬畏感。今年入秋以来,北京频繁地遭遇雾霾天气。科学界已经有结论,雾霾可诱发癌症。可是,每到节假日,二三环以内就不时地可以听到鞭炮声,有的是结婚,有的是企业开张。有一天重度雾霾,机关枪似的鞭炮声照样在小区门外炸响。市政府早有规定,除了春节,平时5环以内禁止燃放鞭炮。可是总有一些人对此置若罔闻。本人住处附近的街道中间,有一处隔离栏杆的缺口,中间安装了4个隔离墩,一条斑马线从中穿过,意思再明白不过,这是为行人准备的,汽车不许通过。但是,上周突然发现有汽车在那里拐弯,一看,4个隔离墩被拆除了3个。今天早上,我发现一个都不剩了。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违法违章的缺德事情都没有人管,听之任之。

公德也好,认真劲儿也好,法制观念也好,都必须综合治理。严管当然是一个方面,自觉性的培养也不可或缺。同时这也与社会的整体氛围有关,如果人们都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把自己当作这个整体的一分子,而公共场所是大家共享的地方,个人没有权力独占或者破坏,那么就自然形成了公共道德或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或公共道德是如何成长的?教育固然必不可少,罚款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更重要的是培育公德得以生长发育的土壤。联合国调查了15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9月发表了一个名为《2013全球幸福指数》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前十名全球最幸福的国家是丹麦、挪威、瑞士、荷兰、瑞典、加拿大、芬兰、奥地利、冰岛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是富国,人均收入高,都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贫富差距很小,教育免费,医疗有的免费、有的收费很少。这样的现实生活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就是公共意识:国家是国民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一个包括全体国民的经济核算单位,一个放大了的家庭,社会因此而和谐。

同样是欧洲发达国家,公民意识也有很大差别。经济危机以来,南欧国家为增税而吵得一塌糊涂,希腊人上街示威,法国有钱人纷纷外逃,而丹麦人却反对减税。近年来因为出口受阻,丹麦政府推出了减税措施,适当下调了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不料因此民意调查支持率大幅下降。为什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位护士这么说:“我不支持减税,这意味着公共财政收入缩水,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足够的帮助。越是困难时期,有能力的人越应该多做一些贡献,这样我们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才会强大。”可见在这个护士的心中,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不是互相欺诈争夺,而是互相帮助。

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我国社会被分割成许许多多封闭性小范围,社会秩序主要靠区域自治和宗族管理。那时候,人的活动范围很小,周围的人不是亲属、本家就是乡邻,人们的行为到处受到监督,有谁的行为太出格了,他在乡里就会抬不起头,站不住脚。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人口在全国范围内频繁地流动,周围大都是陌生人,传统的监督消失了,人性中一些“恶”的念头冒出来,最终体现在某些人的某些行为上。如何尽快消除这些不道德、不守法、不文明的现象?社会制度和设施的建设完善是重要的一方面,与此同时,每一个人也应该自觉地向道德的高地攀爬。

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然而,国力的强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一个社会的和谐、凝聚、向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富足强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危机意识,任由这些精神层面的缺失发展泛滥,我们离完全意义上的强国,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