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会民类似，贪贿3000余万元的浙江永嘉县新桥村委会原主任余乾寿，犯罪主要集中在土地拆迁、安置房建设等项目上。在安置房分配上，余乾寿等人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当地纪委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共569套安置房分配中，前任村支部书记葛彩华家55套，支部委员林成龙家50套，支部委员胡佐永家24套，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家13套，村委员唐福新家15套，村委员胡国强家2套，村会计余臣德家39套，村出纳余承昭家32套，村办胡文西家46套，村办余云恩家40套，共分配了316套安置房……这其中，只有80套分给了拆迁户。

2013年上半年，南京市检察院对全市“村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在2009~2012年查办的44件村官职务犯罪案件中，逾七成涉及征地拆迁领域，而结成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盟，成为50名涉案村官的主要犯罪手段。

南京市检察院预防局局长林志梅表示，从村官职务犯罪外部因素看，村官之所以能够在所赋权力环节之内结成各色利益联盟，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村务政务不公开、村级管理不民主、制度执行走样。

参与办案的纪检、检察人员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年度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

林志梅说，村务财务管理混乱，随意性大，也制造了犯罪空间。

不管是刘会民所在的七里庄村，还是余乾寿所在的新桥村，都处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区域。

而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黄关镇陡水村则是远离城市、相对封闭的偏远山村。但就在这里，今年上半年亦发生了一起村官集体贪贿的窝案，涉案村官们先后获刑。

2010年7月至12月，陡水村共有五保户33户，发放到每户的农村五保供养金应为1870元。但在2011年1月，赵朝先等三名村官从镇政府民政办领回该村五保供养金61710元。三名村干部商量后决定，每户发放660元，截留克扣每户1210元，一共截留39930元五保供养金，后被三人均分。

除了截留五保供养金，低保户的低保金也未被放过。2009年至2011年期间，赵朝先等人帮村里的104名低保户办好低保银行卡后，并没有将卡发放到各低保户手中，而是由原村委副主任赵德勇统一保管。

赵朝先等人未按规定如实发放低保金，他们以超出民政办核定的低保人数，并降低低保金额进行发放。如2009年实发180人低保金，每人170元；2010年实发180人，每人260元；2011年实发180人，每人320元。因此，陡水村每年都有未发放的低保金留存在各低保户的银行卡内。

2012年1月9日，赵朝先等三人取出所有留存的低保金，共11万多元。三人商量后截留其中的48950元，并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