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箱操作空间

官方披露，此次因贿选被中止资格的56名衡阳籍省人大代表中，20位来自人大、政府机关、行政机构及国家企事业单位，32位是企业界人士。

据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介绍，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在农民界别的代表中仅有3人基本名实相符。这种情况让该届代表团被讥为“官商代表大会”，“这是提名机制出了问题”。

《选举法》规定，县级与乡镇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为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代会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选举也采取间接选举形式。

间接选举中的提名方式，包括政党、人民团体提名(组织提名)和代表联名提名(非组织提名)。

间接选举的实际操作中，政党和人民团体提名的候选人名单，在提名阶段是封闭的，不向社会公开。只有在人代会召开期间，提名名单被提交到大会主席团后，才能被参会的人大代表获知。这就为暗箱操作预留了空间。

此前的操作流程是：由人大或人大联络党委组织部门考核候选人，对代表结构要求较为严格，2008年以后改为由组织部门考察候选人。“组织部门人数有限，不可能考察得那么清楚。”这位人士说。

现实中人大的官商代表结构，也加剧了“金元”竞争的态势。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此次衡阳贿选的一大特点是，三类行贿者民营企业家、市直机关干部与国企高层，前者送的是自己的钱，后两类职务代表由单位帮着送钱，“就是为了能让本系统出一个人大代表”。而一般来说，相关代表也是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此类现象在十年前已有先例。2003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计生委主任陈满生，因为请客、送礼，组织和动员所在的计生系统干部为其拉选票，人大代表职务被罢免。

在这三类送钱者之中，民营企业家往往是率先送钱的人。上述人士称，“职务代表一般由组织提名和力保，他们最开始并无动力送钱，但民营企业家开始送，会倒逼他们跟着送。”

在2014年湖南省人大衡阳团的会场上，唯一一名2013年留下的省人大代表、衡阳市常务副市长段志刚自嘲是“本届衡阳团的异类”。他在会议现场的一句感叹——“我们的干部很大一部分人是被裹挟进去的”，引发全场掌声。

对属于基层代表的名额被官商阶层占据的情况，前述湖南省人大人士认为，可以通过提前公示的方式监督。2012年12月13日至19日，广东省委组织部首开先河，将提名的省人大代表候选人人选在网站予以公示，允许干部群众反映公示对象的有关情况。

“人大选举，尤其是间接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不够。”这位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说，“但这不是人大制度的问题，而是程序问题，实质是以工作程序代替了法律程序。”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胡国初被移送司法机关后，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在市人代会上当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湖南14个市州中唯一一个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市委书记。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难禁的拉票

当选人大代表的关键环节是获得提名与投票，其中提名是基础性环节，投票是决定性环节。

在竞选过程中，候选人本应有一个向选举人宣传推荐自己的程序。对于这一程序，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法律保障并不相同。

相比而言，直接选举的透明度较有保障。2010年《选举法》修订时，将“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的旧规定，改为“选举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因此，公开见面成为一种强制。但是，法律并未对间接选举作出类似的强制规定，在实际的间接选举中，候选人极少被安排与选举者见面。

由于人大会议印发的候选人情况介绍多为简历式，印数也较少，每个代表小组仅发几份供讨论时传阅，这让代表们对候选人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投票具有随意性。

由于缺乏公开的竞选渠道，候选人只能转入拉票活动：通过去代表下榻的宾馆拜访、宴请、打电话、发短信、委托中间人说情等形式为自己挣印象分。

虽然在各类选举中，各地均制定治理拉票行为的管理办法，并不时公开通报批评，但拉票现象屡禁不止。对手握投票权的代表们的公关，正是在此过程中滋生，先是送烟、购物卡，后来是送红包，金额也一路水涨船高。

据黄玉彪的参选经验，由于2012年11月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定下时，各代表团尚未集中，一些候选人第一时间前往各县送钱。通常做法是开车到当地后，宴请县人大主任与联工委主任，让后者代为分发。黄玉彪自己，则等各县人大代表团在驻地宾馆集中后，让各县人大联工委主任下楼“取点资料”后代为分发。

不过，也有花钱参选的候选人，内心抵触这种送钱拉票的行为。黄玉彪认识的一位邵阳市隆回县候选人最早送的是500元，后来追加了1000元。这位候选人对他坦言，“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其实很不愿意出钱。”

“间接选举的方式导致地方人大很大程度上由官员去选，而不是选民去选，这很容易造成贿选。”黄玉彪认为，真正要选好代表，应该允许公开宣传等竞票活动，这样获选者才能代表民意。

查处的艺术

衡阳贿案事发后，湖南省委理论学习组撰文认为，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民主扭曲现象。这一扭曲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工作严重失职、严重失察；部分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和市人大代表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大会工作人员为送钱拉票穿针引线，参与收受、分发钱物。

据官方通报，此案的涉案金额达1.1亿元，共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熟悉案情的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送钱者送出的每个红包都在5000元至7000元左右，市人大代表人均收受20万元，人大工作人员人均收受十四五万元。

收钱的工作人员中，包括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甚至连人大领导的司机也从中分得了几万元。

不过在正式查处以前，这些钱都已经退掉了。

由于涉案的代表众多，包括了衡阳市政府各局的负责人与区县相关负责人，对于案件的查处势必影响当地政界的稳定。

仅在56名因送钱被取消代表资格的省人大代表中，就有20名职务代表，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市交通局局长、市地税局局长、市人保局局长、市电业局局长、珠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石鼓区区长、雁峰区委书记、耒阳市公安局局长、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衡阳县委书记、衡南县县长等。

若将收受钱款一端的518名市人大代表中的职务代表计入，整个衡阳官场堪称遭遇一场强震。

2013年6月27日，衡阳党建网挂出一份长达4500余字的干部任免通知，一口气宣布了100多位官员的任免决定。“此案的查处是一大考验，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很强。”衡阳市常务副市长段志刚在会上说。

“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为衡阳的稳定，在复核阶段，(省委)书记要求司法部门与衡阳市委多沟通，一般不要羁押，大多数人取保候审。”李亿龙在会上透露。

前述熟悉案情的人士分析说，这要看对于代表们收受钱款的定性。如果按受贿来查处，5000元就足以追究刑责，何况代表们人均收受的钱款达20万元之多；但如果定性为收受红包，虽然总计收受的金额很大，但就性质而言，收一个红包与收50个红包的性质是一样的，且在案发前，钱已经退掉了。

关于定性，一个细节是，对于收受钱款的时任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检方是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进行立案侦查，而非受贿罪。

对于收钱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大紧急召集部分省人大代表开会，决定以要求涉案代表主动集体请辞的方式处理。

段志刚在会上感叹，省委并未把衡阳的干部一棍子打死，在查案期间，提拔了一批干部，“我们也顶着很大的社会压力”。

会上披露的信息表明，在办案期间，几百个涉案人员，从最初的反应强烈，到后来认识到错误，有赖于“耐心谈话”。

“现在办案在继续，后续还要善始善终、善始善成，办成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铁案，实现我们社会、政治和法律效果的三个统一。对这个案子暴露出的问题，我们衡阳的同志要正本清源、亡羊补牢，真正把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动力。”徐守盛在会上表示。

“加强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理所当然，但不必然能遏制贿选。还是要真正做到依法严惩，比如，受贿者与行贿者一样受到追究。”前述湖南省人大内部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