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寒风中说话的叫董庭辉，他正在介绍北京一处工地的施工情况。看他熟练地指点着方位，很难想象在十几年前，他还是河北省承德市牌楼乡厂沟村的一位乡村教师。

　　1999年，因为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董庭辉家中的农活儿一下子少了许多。他当民办教师赚到的那点钱，难以支撑全家人日常的生活开销以及一双儿女的学费，只好只身来到了北京打工。

　　董庭辉：“那会儿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农村虽然生活有点好转，但是毕竟物价上涨，孩子也需要学费，这样就逼迫着我不得不出来打拼，为他们挣点学费，改善生活。我是93年在农闲的时候和暑假寒假出来，最后是长期在北京固定工作是99年，到今年已经14年了。”

　　怀揣着梦想来到城市，展现在董庭辉面前的是一个新鲜而陌生的世界：城里人住的是高楼大厦，而农村住的是平房；城里人冬天能吃到新鲜蔬菜、冰激凌，而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不可想象的。董庭辉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城乡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而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工友的经历。

　　董庭辉：“93、94年干活儿，当时一个民工去打电话，很着急，北京人一看这人脏兮兮的就说“我电话坏了”，当他离开之后另一个人进屋就能打电话。民工就这样茫然地一个人走开。当时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在城市人眼里是另一个眼光看待我们农民。”

　　董庭辉的困惑还不止这些，而拥有同样困惑的农民工还有很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进城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称谓，“农民工”三个字本身就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边缘人”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地，但身在城市；他们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城市户口，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向往城市，并为城市贡献巨大，却不被城市所接纳，只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看来，董庭辉的这些遭遇，其实是两种不同文化在心理上的碰撞。

　　李国祥：“农村人来到城市首先在心理上、文化上受到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方面就是城市不能平等对待农民工，在言语上、思想观念上、待遇上有一种排斥心理，这个实际上是无形上给人的一种不平等。作为农民，他从农村来到城市往往可能也存在自卑心理，农民自身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跟城市的居民存在很大差异，要想融入进去实际上也比较困难。”

　　李国祥：“我们离开老家出来打工，眼看着快十七个年头了，这些年，我们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从乡下一步一步地走向城里，这些年，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也有欲哭无泪的时候，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究竟是为了啥哩？……二牛终于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解脱，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时尊严比命重要。”

　　2008年上映的电影《农民工》讲述的是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为了在城市里赢得尊严，经历了各种苦难，最终带着幸福和信念，回乡再创业的故事。和电影里的主人公一样，河北省承德市牌楼乡厂沟村的董庭辉也没有轻易认输，他下定决心改变自己，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城市人对农民的看法，为农民工赢得尊严。

　　董庭辉：“当时我就这么想，人要想在城市立足，必须要改变自己，从思想上改变自己。说白了我们也是人，要想在北京站住脚，必须要有一技之长，要学习。”

　　说干就干，董庭辉买来了测量学、市政管理方面的书，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还有歇工的时候就趴在工棚里学习。他还经常跑到中关村和西单的图书大厦，要么看书，要么买书，拿到书就蹲下来看，一点一点啃。但是，对于一个没有相关知识基础的农民来说，学习工程方面的理论何其艰难，董庭辉咬牙坚持住了，并想尽办法拜师学艺，却是屡屡碰壁。

　　董庭辉：“我来北京都三十多岁了，有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了，你别学了，学这可困难了。不行，我非要学不可，我就是下苦工、认真学。只有坚持，没有退路。在师父工作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我就拿着书苦苦请求，想法跟着学，最后用我实际行动把人感动了吧，他就教我一点一点学。”

　　经过多年的努力，不断地拜师学习，董庭辉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一直做到技师，把各种专业证件都考到手了。如今的他，已经是一名工程师，并开始独立挑起公司项目部的大梁。他说，工作和生活的变化让他有了更多的自信，他觉着自己活的更有尊严了。

　　董庭辉：“现在农民工出外打工，一般都是想拼体力，实际上作为农民来说打工的人应该寻找自己的机遇，学习技术去改变自己，能够增加收入，还能解放自己的劳动。经过十几年在北京的打工，日子上、心态上、自信上已经有了些新变化，感觉稍微安稳一些，起码我认为自己通过学了技术，在命运上有了改观。”

　　尽管成功地由农民转变成工程师，但董庭辉的自学之路并没有停止，他报考了网络大学进一步加强学习，因为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董庭辉：“说我五十多岁还考大学？考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有了一个国家承认的大专证，之后我可以继续再考，可以考国家注册的测绘师，就算是真正圆我的梦了。”

　　说起董庭辉的经历，李国祥十分感慨，他说，董庭辉给广大农民工做出了表率，农民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是获得更多尊重的前提条件。

　　李国祥：“最终农民工能不能获得尊严，得到社会承认，关键问题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只有社会贡献大，他才会获得自己的尊严。”

　　著名导演杨亚洲的一部《泥鳅也是鱼》其实是一部爱情电影，但因为这种爱情发生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身上，也才更加悲情和动人心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到2012年末，我国的农民工人数达到2亿6千万，而长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就有1亿6千万人。他们在他乡还好吗？幸福了吗？得到尊重了吗？

　　尽管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社会认同感也在日益提高，但董庭辉还是有一丝担心。

　　董庭辉：“我从一个农民打工者走到了工程师这个地步，已经说是成功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到好像还有欠缺，也有些茫然，等老的那一天心里没底。虽然人在北京打工，我一退休，养老得回家呀。孩子是培养出来了，也是二代农民工，同我们的路也一样。”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把农民工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归结为城乡二元体制的，他认为，只有消除制度上的这种障碍，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才能获得根本的提高。

　　李国祥：“把农民工用身份来界定实际上是极不科学的，也是极不合理的，这个主要是我们二元体制制度性差异人为地造成了不平等，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消除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实际上个人的尊严的获得，和他是不是农民工关系不大，或者说不要和他的农民工的身份挂钩，最终能不能获得尊严，得到社会承认，关键问题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

　　仿佛直接回应董庭辉们的担心，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

　　三中全会的决定，让董庭辉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说，国家的政策好了，大家干活心气儿更足了，农民工们将会更加努力，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严。

　　董庭辉：“希望全社会的农民工都能够认真学习，让我们农民工在社会中脱掉“农民工”这个标签，让社会承认，这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梦。”